李莹河

2018年3月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正式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我国现行申报主体基本以行政层级为划分标准，虽然界限分明、易于操作，但是一刀切的做法过于僵化。俄罗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必须在所任职机关的官方网站上公开，社会公众可以查询并获取信息，与此同时，全俄公共媒体可以申请获得财产申报信息并予以发布。

{1}而在中国，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未来需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目前，两国财产申报制度建设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财产申报实践还处于探索期，对于遏制腐败和发现利益冲突的长期有效性尚待观察。责任追究体系不完整、不衔接，使违反财产申报义务的领导干部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往往全身而退、全产而退，没有达到遏制权力不洁行为与防止利益冲突的效果，反而可能为涉腐官员提供了安全的逃逸通道。缺少对公职人员权利的应有关注，会使他们对于财产申报产生更多的顾虑甚至抵触，也会成为影响制度目标实现的障碍。根据这次核查的结果，约有3000位公职人员被追究了法律责任，其中约200位不同级别的公职人员因为失信而被解职。

担任俄罗斯国家职位的人员，例如俄联邦总统、总理等人，应于每年4月1日前申报上一年度的财产信息。对瞒报者，视情节给予诫勉、取消考察对象(后备干部人选)资格、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处理。提出法案时，背后需要顶层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才能对法案的定位进行有效把握。

定位内容方面，《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应当契合我国当前的时代战略，体现时代性和战略性内容，即彰显海洋权益保护的法律主张，释放和平崛起的信号，表达共享与合作的意愿。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动态性，无论来自哪种污染源的污染，对海洋的破坏都是全球性的。我国这种主张和意愿，不仅契合了联合国宗旨，也与海洋争端所应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态度相一致。【摘要】 为了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改变涉海法律零散现象，我国迫切需要出台《海洋基本法》。

最后，《海洋基本法》是我国在新兴领域抢占先机的法律依据。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没有一套国际上的中国式法律表达来明确系统地传达出我们所释放的友好善意。

面对这种存在隐患与不确定性的海洋政治环境，作为《海洋基本法》定位渠道之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需要尽可能考虑到未来的海洋形势与我国的所处地位，把海洋强国战略从中国近海海域扩展到整个国际上的海洋权益，充分重视海洋公域范畴的我国海洋权益。《海洋基本法》的定位能否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在定位过程中是否能够将大量的涉海个体和局部引入该定位渠道面对这种存在隐患与不确定性的海洋政治环境，作为《海洋基本法》定位渠道之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需要尽可能考虑到未来的海洋形势与我国的所处地位，把海洋强国战略从中国近海海域扩展到整个国际上的海洋权益，充分重视海洋公域范畴的我国海洋权益。从域外制度借鉴视角分析，目前已经出台海洋基本法的国家，其出台该法的主要背景和直接原因都是需要将其作为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主张。

提出法案时，背后需要顶层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才能对法案的定位进行有效把握。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关注的是《海洋基本法》的方向与立意，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则更关注该法所建立的秩序本身应当呈现和表达的法律化。在国际法框架之内，在合理正当表述我国海洋权益的前提之下，要释放足够的善意，来平衡亚太地区的海洋格局，化解周边国家对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警惕与敌意。《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彰显维护海洋权益的法律主张，海洋权益中也包括应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法作为统摄性的涉海法律，其研究与制定十分复杂，工作量巨大。《海洋基本法》既有综合性、全面性的功能需求，又有指向性、引导性的思想需求，需要各个部门内部的顶层决策机构来加以配合。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渠道需要大量潜存于社会体中的极具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个体与局部的流入，以将定位渠道二元性的力量和建设发挥到最佳水平。军民融合战略作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战略之一，旨在将国防工业体系深深融入经济体系，实现我国经济和国防产业的转型，以应对新时期复杂的安全威胁。

《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可以整合涉海法律问题，加强不同领域的涉海学术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跨界合作，提高研究效率。越南那种将海洋争端扩大化、国际化的立法技巧，我国在《海洋基本法》中应尽量避免。可惜，虽然是一个海洋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海洋强国。各国应以合作的意愿共同维护可再生的海洋资源，共同整治海洋污染。最后，《海洋基本法》是我国在新兴领域抢占先机的法律依据。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意味着追求本国利益时给予他国以合理的关切，谋求以发展带动发展。

并且，随着时代与经济的发展，我国未来承担的国际责任会愈加重大。2016年中菲间南海问题形势变化、美国整体海洋战略东移等外部海洋环境，使得我国对海洋问题的关注日益上升，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海洋基本法》作为实现我国海洋战略的法律载体，在定位上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战略联结和优势互补。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没有一套国际上的中国式法律表达来明确系统地传达出我们所释放的友好善意。

南海地区聚集了多个海洋新兴经济体，南海各声索国以连横合纵的外交在我国与美国之间周旋，以期扩大自身海洋经济利益。我国战略发展上与这些国家的相通之处，以及地缘上的优势、投资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均可以让我们从共享与合作意愿出发，跟南海国家加强实质性的联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未明确说明的深海区域开发条款，为以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争夺留下了各种法律缺失和空白。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行使不应该妨碍其他国家依据公约享有的航行等权利。对这种多样性起着主要作用的知识，并不是单单某个个体的知识，而是在整个《海洋基本法》定位过程中，该渠道自然产生的，分散在大量的相互交往的涉海法律工作人员之中。《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契合海洋强国战略，并不是海上霸权在国内法中的体现。

《海洋基本法》作为海洋相关领域的统领性的法律，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体现出国家这些战略方针的大致走向，并且要能够适应未来战略的发展空间。这种定位渠道为每个个体和涉海基层部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使之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与经验来参与《海洋基本法》的定位。

而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中，从加强军民融合角度予以法律配合，不仅可以加速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还可以确保我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平、海上平衡局面的态度的稳定性。我国这种主张和意愿，不仅契合了联合国宗旨，也与海洋争端所应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态度相一致。

这些都说明，在海洋相关问题上，每个国家都不应当独善其身，以狭隘的目光看待海洋。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无法全面掌握《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内容。

为了应对跟中国发生的不断的争议，日本出台了《海洋基本法》，并积极完善。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中，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虽然十分必要，但共享与合作是建立在主权在我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从其作用看，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渠道可以使得未知事物有序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是顶层决策部门的掌舵，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则是大量个体在实践和认知中不断修正提高的汇聚。

预先设计的模式和定位在整个法律建构的秩序中仅仅是一个小的部分，而个体差异则可以增强群体合作的力量，避免顶层设计模式带来的对整个秩序系统认知模式的偏差和盲点。《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需要促进我国目前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层融入，从法律层面做到为军民融合提供法律平台和支持。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渠道，如果单从顶层设计来加以把握，难免会面临过于原则化和梗概化的情形。定位渠道方面，《海洋基本法》应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两种途径加以定位，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分工，其中应以后者发挥作用为主，前者提供总结辅助和方向把控。

因此，强调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地区和平责任，并不属于战略性示弱，而是软性地保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即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开发权益。具体而言，面对国内涉海法律问题时，顶层设计是对大方向与原则的考量，横向上应做到与不同的决策部门互通有无。